日前，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举行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，要切实解决“庭审虚化”、走过场和摆形式的问题，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实现公正司法。据人民网报道，周强对“法官老把律师赶出法庭”现象百思不得其解，并认为这需要“提高庭审能力和转变审判观念”，最高法已经准备修改完善庭审规则。

“让律师充分发表意见，有什么坏处？多听听意见不是好事吗？只要遵守法庭规则，充分听取双方处境，对公正司法非常有好处……这是公正司法的关键，也是建立以审判诉讼为中心的制度的关键”，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强的几段发言得到法律实务界人士的广泛关注，不仅在于媒体报道原话照录、口语化的语言风格，有别于以往官方文稿中的刻板印象，更重要的是，此次全国高院院长会议对“庭审虚化”问题的关注，以及对保障律师辩护权的积极态度。

此前，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那篇著名的反思冤假错案文章中，也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谈辩护律师的重要作用。沈德咏从辩护律师的角色设置入手，强调诉讼对抗、法官居中的必要性，认为“辩护律师是法庭最可信赖和应当依靠的力量”。既然“律师不与公诉人对抗，反而同主持庭审的法官进行对抗，甚至演变成了对手”，那么就必须要搞清楚，到底是对法律较真的律师错了，还是法官(或许被迫)模糊了居中裁量的自身角色？

围绕刑事诉讼所延展、存在和运转的各方主体，律师与侦控审机关的最大不同，就在于律师角色从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变成了“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”，没有了公权力的机关属性。而相应的，侦控审机关经由刑诉法加持的“分工负责，互相配合，互相制约”关系，由于长时间以来对“相互配合”的过分强调，使得律师在法庭上的角色被长期弱化。律师(尤其是本地律师)在庭审过程中是否“配合”既定节奏、是否听话，成为一些地方衡量和管理律师的标准。而律师角色的弱化，被告人权益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，就难以得到有效、全面的保障，不仅是庭审期间，也就在日前，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不约而同地表态，称“保障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，从工作机制上保证律师的意见被听取、合理意见被采信”。

周强坦言，“问题在哪里我们也知道，都协调好了要怎么判”。所谓“都协调好了”，指的便是刑事诉讼中侦控审机关基于“互相配合”的关系属性而导致的庭审角色越位，法官不再中立，成了第二公诉人，“庭审虚化、走过场和摆形式”并不是个别现象。正如新近爆出的“律师集体退庭”事件，庭审过程中律师就发现，书记员将公诉人的举证内容提前记录在案，未经质证的公诉方内容被提前记录在案，后续的法庭辩论意义还有多少？此种让庭审形同虚设的行为，当庭发现却不被纠正，正是首席大法官周强忧心忡忡之所在。

律师、尤其是对法律程序较真的律师，“打乱了原来的程序”，法庭冲突变得一触即发，场面看似不可控，“法官老把律师赶出法庭”便成了一种解决上述乱象的方法，或许简单粗暴，但却信手拈来，即便到现在，法检机关内部也不乏对此的支持声音。但庭审再走过场，把指出其问题所在的律师赶出法庭，绝非最好的解决办法，周强所言“恰恰是要改革的对象”，显然也不是解决掉所谓“添乱”的律师，而是反求诸己、让庭审变得“实”起来。

法官回到居中裁量的法定位置，公诉方与辩护律师各司其职，在尊重法庭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诉辩对抗，这是最基本的诉讼格局，也是最应该重申和强调的程序正义。“把律师赶出法庭”，这个让首席大法官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，其实并非没有答案。